“奢侈品關稅調整不能一刀切，要對奢侈品進行界定和細分，分層調整稅負：對于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大眾奢侈品，比如化妝品、香水，應該適當降低進口稅和消費稅；而對于城市居民遙不可及的頂級奢侈品，如貴重名表、珠寶等高檔商品，不但不減稅，必要時還可以增加進口關稅。” 

   　 近日，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奢侈品”論壇上，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多部委官員及專家參與討論，與以往對此問題爭論較多不同，這次專家、官員的態(tài)度相對一致。業(yè)內人士分析認為，這或許反映出有關部門對此問題已有共識。

  　  繼7月15日商務部發(fā)言人姚堅提出“應降奢侈品稅”，這一主張被財政部反駁后，有關奢侈品稅的問題一直在兩部委之間爭論不休。

    　分層調稅成共識 

   　 是否降低奢侈品稅的問題并非由商務部或財政部某個部委單獨決定。據(jù)了解，國家發(fā)改委、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是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的主要成員，而最終能決定關稅方案的，也正是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

    　不過，奢侈品稅下調得到多部門的認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會見美國副總統(tǒng)時，宣布未來五年中國進口額會達到8萬億美元，而去年中國進口額達1.4萬億美元，若要在這個基礎上達到這個目標，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大幅度降低關稅。”中國國際貿易推進委員會主任楊曉東說，“這是國家降低關稅的明確信號。”

  　  商務部研究院消費經(jīng)濟研究部主任趙萍(微博)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0周年了，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中國履行世貿組織要求中國減稅的承諾，奢侈品關稅的下降將是一大趨勢。

  　  在具體如何降低奢侈品關稅方面，眾多部委專家一致認為，要解決奢侈品稅是增還是減的問題，首先要解決“什么是奢侈品”的問題。一直以來，我國對于“奢侈品”這個詞就沒有嚴格的管理學界定。趙萍認為，“奢侈品本身應該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三四十年前自行車就算是奢侈品了。目前，需要做的是將商品做好分類，界定奢侈品的界限。”

 　   世界奢侈品協(xié)會(微博)中國首席代表歐陽坤認為，應該從三個宏觀方面為“奢侈品”定義。他認為，以消費者群體不同來定義奢侈品可以成為政府部門將奢侈品消費分層征稅的依據(jù)。

　    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類，以私人飛機、游艇、豪華車為奢侈品消費的最高層次，界定為A類奢侈品；第二類，以名牌手表、珠寶、首飾為中間層次，界定為B類奢侈品；第三類，以高級時裝、箱包化妝品、香水為基本層次，界定為C類奢侈品。層次劃分清楚后，可以根據(jù)不同層次制定不同奢侈品稅率。”歐陽坤表示。

   　 “根據(jù)這種劃分，目前已經(jīng)大眾化的奢侈品關稅應該下調，但是對于高檔意義上的奢侈品關稅應該征收更高稅收，主要的目的在于調節(jié)分配。”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國外稅收研究室龔輝文說。

 　   在“世界奢侈品”論壇上，財政部相關人士并未對分層調稅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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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的糾結 

    　在奢侈品稅的問題上，財政部一度公開站在了商務部的對立面，并對“奢侈品降低關稅能夠擴大消費”提出了質疑。

   　 2011年6月9日，世界奢侈品協(xié)會發(fā)布2011年最新報告：中國內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額已經(jīng)達到107億美元，占全球份額的1/4，而幾乎同期，中國人在歐洲市場購買奢侈品消費累計近500億美元，是國內市場的4倍之多，價格差導致中國奢侈品消費嚴重“外溢”。

   　 6月15日，商務部發(fā)言人姚堅提出要對中高檔消費品的關稅進行調整。商務部的根本出發(fā)點是擴大國內消費。對此，眾多部委專家認為有關奢侈品是否降稅的關鍵點在于“奢侈品稅降了，奢侈品的價格是否會降？是否能真正惠及百姓？”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稅收政策研究室主任張學誕認為奢侈品降稅未必是在鼓勵奢侈品消費，因為中國很多富人就有炫富的心態(tài)，即使國家降低奢侈品稅，商家也可能不降價格。“降低了關稅也起不到拉動內需的作用，肥水反而流了外人田。”

    　分析人士指出，財政部關心的并不一定是拉動內需的問題。據(jù)財政部公開數(shù)據(jù)顯示，去年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近1.05萬億元；關稅2027多億元，二者合計占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29.5%。

 　   國稅總局稅科所國外稅收研究室龔輝文認為，降低關稅不能刺激國內的需求，也不一定可以讓老百姓受益。據(jù)了解，蘭蔻香水進口中國總共需征收57%的進口稅和消費稅，而在美國僅需要2.5%，法國需要19.6%。勞力士手表進口中國總共需征47%的進口稅和消費稅，而在美國約為14.25%，在法國為19.6%。“我們如果把它們要征的稅減去，比較各品種在不同國家的零售價格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中國奢侈品的消費價格還是要高于很多國家，這就是由人家特定的定價機制決定的。”龔輝文說。

  　  龔認為，每個人都有選擇不同檔次消費品的權利，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和群體都推崇高檔消費品那就有問題。社會的宏觀政策應該正確引導居民消費，所以對于高檔奢侈品更應該征收高關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