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河鎮(zhèn)，草帽就是許多人的一生。

　　76歲的馮曉菊不編草帽的時候，腰上還是圍著一塊黑色的大布圍裙，這本是編草帽時的防護工具，圍著已成了習慣。

　　每天早晨，她五六點鐘就早早起床開始編織草帽，亦如當年。“以前是點煤油燈，灰暗灰暗的，編一會兒眼睛就花了，現(xiàn)在可好了，用上電，一點也不吃力。”到了吃早飯的光景，她已經(jīng)編好帽子頭部的三分之二。

　　帽頂是橢圓形的，大直徑約有十七八厘米，小直經(jīng)約為十一二厘米，帽頭子高有十三四厘米。帽頭與帽沿之間嵌有一條用八股棉絲搓成的細繩，是控制帽扣的大小，帽沿也有十多厘米寬闊，保持水平狀態(tài)。草帽外沿上還嵌進一根約三四毫米粗的毛竹小彈，用來防止帽沿窩下來。一切完備之后，只要剪掉多余的雜草即可。

　　很多人做好帽子后，都要讓磨帽石磨上個五六分鐘，否則，做出來的草帽不美觀。而馮曉菊編的草帽卻從來不用這一道工序。她說：“這非五六十年功力不可，才能做到下手力道均勻，表面平整。”

　　春去夏來，秋臨冬至，馮曉菊一年四季都這樣不停地編織著，從一個婷婷玉立的小姑娘，直到現(xiàn)在七八十歲高齡，還是不肯歇手。“習慣了，一輩子做的事，不做悶得慌，反而笨手笨腳了。”

　　草帽或許不僅僅是馮曉菊的習慣，更是這群普通農(nóng)村婦女的夢想、自信與成就。

　　“我可曾是家里的‘頂梁柱’，男人們種田收入都沒我高呢。”說到這兒，馮曉菊的臉上光彩熠熠，萬分滿足。她說，25歲的時候，她編一頂草帽能買50斤大米，夠一家人吃上一個月了。

　　當時，普通工人每天最高工資也就是一元二角，村里的婦女每天能做三頂草帽，出售草帽的價格每頂是四角錢。而馮曉菊每天只做兩頂草帽，但因為手藝出眾，出售的價格每頂草帽是普通價格的三倍。全村大約有二三百個年輕的小伙子，頭上戴的草帽十有八九出自她之手。

　　最讓馮曉菊覺得臉上有光的記憶，停留在天章家路橋后的一座小學舊址，現(xiàn)在一部分已經(jīng)變成了長河成人學校。

　　長河鎮(zhèn)的幾位鄉(xiāng)賢曾在每頂草帽收購款中代扣六厘(后改為一分)興學資費，“國際懋遷，婦功是支”，一頂、兩頂、無數(shù)頂草帽“蓋”起了這座“草帽業(yè)小學”，余姚、上虞的學子都來這里求學。

　　是的，草帽來自草根，亦有不平凡的力量，這就是它的語言。

　　它向周圍的人訴說，向下一輩訴說，向世界訴說。正如你要讀懂非洲，要從北非古老的神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銅鑄體味一樣，最普通不過的民間作品，往往蘊藏著對生活、對自然最豐厚的情感。

　　讀懂了這種語言，你便真正認識了草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