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一直是無可爭議的“世界工廠”——進口原材料，并向全球各地出口廉價的制成品。 但如今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隨著薪資上漲推升制造商成本，以及匯率波動可能將制造商的微薄利潤化為烏有，中國正在喪失其作為制造業(yè)出口基地的最大優(yōu)勢——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商業(yè)咨詢公司AlixPartners發(fā)布的初步研究結果表明，去年全球經濟危機期間，中國作為全球最低成本零部件制造國的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越。

　　正如之前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隨著民眾日漸富裕，中國正嘗試向價值鏈的高端運動。但有明顯跡象顯示，不遠的將來，薪資上漲的速度將超過許多公司技術升級的速度。

　　中國政府正在研究解決中國收入差距的辦法，并把該問題作為其“十二五”經濟規(guī)劃的優(yōu)先事項——中國計劃于明年披露“十二五”計劃。官方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達到1978年有現代記錄以來的最大水平，這讓該問題變得緊迫起來。

　　與此同時，中華全國總工會一名高級官員上月警告稱，勞動報酬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比重，已連續(xù)22年下降。報酬低、勞動條件惡劣和勞動時間長正在引發(fā)越來越多的糾紛和工人騷亂，這名官員稱，“這對中國社會穩(wěn)定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

　　中國共產黨認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事關長期政治生存問題。今年迄今為止，政府已采取措施，提高了大多數主要制造業(yè)中心的最低工資標準。

　　3月，廣東省宣布最低工資標準上調20%。中國約三分之一的出口產品是在廣東生產的。

　　一季度，包括江蘇、浙江和上海在內的其它7個省市，也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10%至17%。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今年還有20個省份計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上調工資不只是為了平息公眾的不滿，也是為了確保這個全球最大的制造業(yè)機器有足夠的勞動力。 
中國沿海城市工廠里的工人，大多是來自較貧窮的內地和西部省份的民工，但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制造商將業(yè)務遷往內地，以利用當地較低的勞動力和稅負成本。

　　與此同時，農村福利改善、農產品價格上漲和農村稅賦減輕，也降低了人們去廣東或其它沿海地區(qū)打工的吸引力。

　　官方報告稱，今年2月中國春節(jié)假期剛過，廣東省的制造業(yè)核心地帶就提供了逾200萬個農民工就業(yè)機會。

　　中國為了吸引農民工而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舉措，正在吸引更遠地區(qū)的工人：越來越多的越南工人非法潛入中國南方工廠打工——收入往往是他們國內所掙的兩倍。

　　但盡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正日漸攀升，整個亞洲地區(qū)也都感受到了上調工資的壓力——這可能不包括日本，長期以來，該國一直在勉力對抗通縮壓力。

　　越南政府最近上調了公務員和國有企業(yè)員工的最低工資標準，這是該國為了對抗通脹壓力，在一年內第二次上調工資。

　　在柬埔寨，制衣業(yè)正面臨著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近一倍、以滿足制衣工人生活所需的壓力。制衣業(yè)是該國的主要出口產業(yè)。

　　香港、文萊和馬來西亞等地更為富裕、但貧富差距更大，它們根本沒有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看起來也將制定最低工資法，這將使新加坡和澳門成為東亞地區(qū)堅持反對制定此類法規(guī)的“孤島”。

　　整個東亞地區(qū)的工資水平都在上漲，中國處于風口浪尖。各國政府希望這種趨勢將減輕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但也擔心這將削弱本國在全球化經濟中的競爭力。 但是盡管低端制造業(yè)可能逐漸遷移到本國或亞洲地區(qū)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qū)，但業(yè)已建好的基礎設施，將幫助企業(yè)走向價值鏈的高端，正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