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絲路文明

　　“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柏林地理學會主席馮·李希霍芬男爵命名的，一般指貫穿歐亞大陸的“綠洲絲綢之路”。在新疆，絲綢之路分為北、中、南三路。黃沙漫漫，綠洲宜人，駝鈴悠悠，身著防風沙服裝的商旅翻越沙丘，這些一直是新疆給人留下深刻記憶的典型圖景。

　　西漢時，張騫兩度銜命出使西域，漢代人認為他有“鑿空”之功。此后，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開通。不過，一些考古發(fā)現(xiàn)已證明，新疆本土的文明遠早于漢代，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之前。當時，新疆已有人類聚落存在，早于先前被認為最早定居于此的吐火羅人。考古學家認為對新疆古代文明需要再認識。

　　在新疆從事考古工作長達40多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炳華向記者介紹：新疆地區(qū)在中亞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里地處亞洲腹地，是古代亞、歐大陸陸路交通聯(lián)系的咽喉和橋梁，東西方文化曾經(jīng)在這里交流薈萃，顯露過奪目的光彩;眾多古代民族曾以這片廣闊的土地為舞臺，演出過不少威武雄壯、撼人心魄的歷史活劇。至今巍然屹立的一兩千年前的古代城堡，因特別干燥而得以良好保存于地下的各式遺物，記錄著歷史的風風雨雨，凝聚著古代各族人民的歡樂和悲辛。這里是我國為數(shù)不多的考古圣地之一，是我們研究、剖析古代文明的最好現(xiàn)場。新發(fā)現(xiàn)的考古資料還在不斷印證著這個觀點。

　　絲綢之路考古具有長達百余年的歷史。19世紀末，中國西北地區(qū)探險熱興起，奧雷爾·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外國考古學家、探險家都曾經(jīng)深入新疆，在絲綢之路上行走、發(fā)掘。他們的發(fā)現(xiàn)曾令世界矚目和興奮。樓蘭、尼雅、米蘭等故城的發(fā)現(xiàn)，數(shù)量龐大、種類繁多的出土文物，深化了學術界對新疆歷史乃至人類文明交往的認識。這段絲綢之路也曾經(jīng)令國內(nèi)學者傷心不已，不僅因為古代文明在此失落，更由于發(fā)現(xiàn)多出自西方學者或探險家，很多文物流失海外。其中，斯坦因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名字。這位英籍匈牙利學者先后4次前往西域，所撰寫的《西域考古圖記》等成為新疆考古學里程碑性的著作。

　　與斯坦因等人的探險式考古不同，1927年的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為西北考察史上的一段佳話。1949年之后，新疆絲綢之路的考古與研究有了長足發(fā)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新疆設有考古工作隊，在吐魯番地區(qū)鄯善縣吐峪溝與和田策勒縣達瑪溝等地，考古新發(fā)現(xiàn)展現(xiàn)和印證了新疆文明的豐富性和重要性。絲綢之路考古是考古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多位學者撰寫了專著，其中涉及新疆的部分無不給予濃墨重彩。在聯(lián)合“申遺”中，中國首批共申報了48處遺產(chǎn)地。其中，新疆擁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樓蘭故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等12處，占國內(nèi)絲綢之路“申遺”遺產(chǎn)地總量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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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路上的守望者

　　在絲綢之路新疆段上的遺產(chǎn)地，文物保護工作者們在寂寞中守望、保護著世人珍視的西域文物。

　　記者來到位于吐魯番地區(qū)的柏孜克里克石窟，這里同樣號稱“千佛洞”。一位維吾爾族小學女教師正帶領各族學生參觀，在石窟外向學生們介紹洞窟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在歷史上，伊斯蘭教信徒出于信仰原因，對境內(nèi)的佛教遺址不夠重視甚至加以破壞，而今他們能夠以珍惜共同文物遺產(chǎn)的心態(tài)去欣賞和保護這些文物遺存。

　　斯坦因曾經(jīng)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這樣記述這里的情況：“這里很廣闊的一連串倒塌了的寺院一部分是鑿石而成，墻上都繪有壁畫，為回鶻時代遺物，畫的是佛家故事和崇拜，種類風格極為復雜。就豐富和美術方面而言，吐魯番盆地中任何同樣的遺址都比不上，而同敦煌千佛洞豐富的古畫可以抗衡。”他還記載了1906年德國人格倫威德爾在此研究壁畫并且“選了許多好壁畫拆下來運回柏林”的情況。“勒柯克教授也曾弄回過一些，很好地保存在那里。”他還記述自己“用有系統(tǒng)的方法搬走”壁畫，認為這是最好的保存方法。他所拆下來的壁畫達100多箱，被運往印度的博物館。

　　目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有4個石窟向游客開放，擔任維護、管理工作的大多是維吾爾族人。記者在石窟中看到了被外國探險家揭走、竊取了壁畫之后所留下的遺跡光禿禿的墻壁上留下了“傷痕”。這些石窟作為劫后殘存仍然具有藝術與考古價值，比如一處洞窟壁畫中刻畫了各國王子因佛涅槃而舉哀的場景。

　　在位于南疆阿克蘇地區(qū)拜城縣克孜爾石窟的龜茲研究院，有一批甘守寂寞的研究者和保護者。據(jù)介紹，研究院管理的石窟分布在9處，其間的距離為500多公里，開車巡視一次就要一天時間。除了克孜爾石窟外，其他8處的條件并不理想，一些地方甚至沒水沒電，但仍有工作人員堅守。龜茲研究院黨委書記張國領說，他們是真正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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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難的保護之路

　　新疆的絲路文物遺產(chǎn)地多分布在氣候干燥、人跡稀少的荒涼之地，因此文物保護難度大，需要采用特殊的保護方式。

　　在絲路“申遺”名錄中，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臺藏塔、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溝石窟寺6處都處于吐魯番地區(qū)，在2006年國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chǎn)預備名單》中，坎兒井水利工程也榜上有名。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阿里木·熱西提告訴記者，多項遺址被列入絲綢之路聯(lián)合“申遺”的遺產(chǎn)地名單，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感到動力和壓力、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他們引入了高科技設備加強保衛(wèi)，同時修建了交河故城的防洪壩建設工程。

　　此外，一些學者提出要根據(jù)絲路新疆段文物遺址的土木建筑特征采取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同時也需要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培養(yǎng)群眾的文物保護意識。

　　王炳華指出，作為古代文化遺產(chǎn)，新疆地區(qū)的古代遺存意義很大。采用“申遺”的形式，將新疆地區(qū)與中亞國家的文物遺存并列呈現(xiàn)，讓人們對古代歐亞大陸的經(jīng)濟、技術、文化和居民人際交流有更深入、更詳細的認識，是非常有意義的。新疆地區(qū)的文物破壞現(xiàn)象很嚴重。一些宣傳或節(jié)目片面突出文物價格，在某種意義上刺激了盜墓等行為，這種錯誤傾向需要糾正。

　　在沉寂了多個世紀之后，隨著區(qū)域合作的加速和深化，絲綢之路的“復興”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良好勢頭，為絲路文物遺產(chǎn)的保護提供了機遇。在千年絲路獲得新生的背景下，絲路文物遺產(chǎn)的光華將更加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