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兵不占主要地位。戰(zhàn)國七雄中，秦、趙、燕三國與北方游牧民族地區(qū)接壤，深受胡騎騷擾之苦。而趙國君王趙武靈王之所以堅持“服者，所以便用”的觀點，正是基于這種實際情況。王國維在《觀堂囊林·胡服考》一文中指出：“趙武靈王之胡服，本為騎射計。”梁啟超在其《飲冰室專集之六·趙武靈王傳》中更認為趙武靈王軍事改革“以騎射為目的，而以胡服為其手段。”這也正如《史記·趙世家》所載：“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胡服的引進于當時也招致很多反對意見，但在趙武靈王“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理之循?”的質問與堅持下“法令制度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備便其用”。趙國的強大，令“趙武靈王學胡服騎射”的典故傳頌至今。